“中美智库交锋： 欧债危机与全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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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专家从多角度对欧洲都柏林危机的根源和未来演化趋势进行了分解，不同的看法互为补充，分歧不大。

欧洲都柏林危机的根源之一是欧元区设计上的制度缺陷。 欧元区只是实现了货币一体化，没有实现经济和财政的一体化。 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发展迅速水平参差不齐，通胀率高或低，增长率相差甚远，离最优货币区的要求还很远。 由于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各成员国的竞争力明显分化。 希腊、爱尔兰等国员工薪酬较德国大幅上升，薪酬涨幅超过生产率涨幅，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下降，经常账户赤字，国际投资净首付为负，近一半由海外投资者持有 海外投资者对本国政府失去信心后，国债收益率上升，政府新一轮债务融资的利息负担变大，导致危机的自我实现。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对危机的反应不同，很难就救援方案迅速达成一致意见。

最近，欧洲都柏林危机出现了一点转机。 例如，希腊的《私营部门参与计划( psi )》得以顺利实施，为第二批国际救援资金的支付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希腊政府在短期内避免破产。 例如，欧洲央行进行了两次长期再融资操作( ltr0 )，向欧洲银行系统提供高达1万亿欧元的低息资金，满足流动性诉求，降低系统性风险。

让我们也看看，每当接近崩溃的边缘，各国应对危机的意志就会增强，不可能的一点点行动成为可能。 事实上，欧洲央行并不像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那样在危机时刻迅速行动，而是有意识地运用这一战略，以央行资金为吸引力诱饵，迫使各国政府进行结构改革，推进财政一体化。 例如，当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没有执行欧洲央行给出的改革清单时，欧洲央行停止购买意大利国债，使二级市场意大利国债收益率上升，贝卢斯科尼终于辞职。

中美智库交战:欧洲都柏林危机与全球责任

在欧洲央行这一战略下，欧洲都柏林危机成为欧洲近二三十年来最有效的政治事务。 现在，设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委员会得到了财政监督的权限，各国也签订了财政协定，让渡了很多财政上的主权。

尽管出现了这些转机，但欧洲都柏林危机的处理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欧洲经济不容乐观。 一方面，各国政府为了提高财政偿还能力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另一方面，欧洲银行持有的各国国债面临着大幅度的资产减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面临严峻的考验，银行有必要减少贷款，处置资产。 这两个因素都将拉动经济。 据估计，欧洲银行需要处置的资产总量在0.5万亿欧元至3万亿欧元之间，规模非常大。

另外，正因为危机是改革的催化剂，为了在未来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危机需要持续存在。

全球经济领导力

美方专家表示，中美两国近年来在履行世界经济领导责任方面毁誉参半。 在世界经济衰退的2007年至2009年期间，中美两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采取了较为有效、特别重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两国都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借贷能力和分配特别提款权，以帮助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恢复经济。

尽管有少数例外，两国都避免设置可能中断国际贸易体系的新的重大障碍。 美国的外部顺差和中国的外部顺差都从上一年历史高点大幅下跌，两国都在恢复世界经济平衡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是，美国没有认真对待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积累问题，不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才刚刚开始。 如果美国不开始纠正预算赤字，中国也开始将其快速发展战术依赖国内支出而不是出口，包括允许人民币未来大幅升值在内，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势头可能会出现倒退。

在一些问题上，中美、欧洲的合作表现不佳，显得相形见绌。 十多年前，中国非常热心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最近多哈回合谈判无效而归。 虽然中国继续促进宽松形式的亚洲区域内经济合作，但美国正在积极推进“高标准”的环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 亚太地区新制度这样安排的“两条路”可能是中美之间矛盾的新来源。

另外，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预备阶段，中美两国对全球变暖的角度可以说是互不矛盾、和谐的。 这加强了当时欧洲各国的不安，使他们担心在哥本哈根面临“两国集团( g2 )”，从而延缓有关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

美方专家建议中国制定、交流中国对核心问题的看法，并在国际上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导国际经济政策辩论。 明确阐述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好处，并相应地加以追求，对中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中国不确定地考虑这些问题，很难想象中国能作为世界经济秩序的领导者比较有效地发挥作用。 对美国来说，不是遏制中国，而是要多次与中国合作。

中方专家表示，中国还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能够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国家必须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 综合实力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该人系的横轴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行业，纵轴是“大”、“规模”、“强”、“竞争力”、“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第一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 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所有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来看，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从人均gdp、家庭自有资产、居民享受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来看，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不强”甚至“不富裕”。 从政治、军事、制度、文化行业来看，中国的“大”中“不强”表现得更为突出。 由于这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发达经济区块的相对衰退，中国突然被推上了世界经济领袖的位置。 中国还不能适应这样的新角色，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需要时间进行经济、制度、外交上的准备。

另外，根据中方专家的建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也是融入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历史，中国是这个规则和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推进改革的力量。 今后，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不要挑战这个规则和秩序，也不要“另起炉灶”，而要在这个框架内深化参与和合作，承担维护、管理、改革的责任。 世界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提供世界公共产品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也符合自身的最大优点。 因此，美国必须为势利转换角色，从独霸、单边转向主导、合作，中国将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转型，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在国际事务中抱着“韬光养晦”〔应该理解为谦虚友好〕的心态

虽然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同，但中美双方专家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全球经济领导责任的研究，中美之间要为保持本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还需要越来越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