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贸区：三年内难修“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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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国战术重心东移的背景下，即将开始的中日韩FTA谈判，改变了地区快速发展的前景，成为东亚一体化“非合作博弈均衡”的重要议程。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如果顺利建成，将对亚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面对美国的战术包围和周边国家的战术防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涉及我国的外部环境和战术走向，严重影响我国的地缘政治和外交格局。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需求各不相同，很难统一

刚刚结束的中日韩联合研究提出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为中期目标，也就是年前后完成后续谈判行动。 但是，从会议的进展情况来看，三者需求不同，争论和分歧并存，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三国政府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处理实质性问题。

首先，迫于国内优势集团的压力，日韩两国多次主张未来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应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行业，还应包括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技术标准等非世贸组织行业和社会条款。 鉴于中国目前的开放现状，无论法律体制和市场准入如何，短期内都难以达到日韩两国期望的开放度。 这是因为年前达成完整、优质、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不容乐观。

其次，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曾因三方无法在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完全准入后国民待遇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而陷入僵局。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投资议题研究再次关注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日韩两国将进一步承诺中国投资国民待遇和签订中日韩投资协定作为启动和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必要条件。 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核心是赋予外资准入权，即取消对外资公司设立和收购的审批。 这与我国现行的外资管理体制有根本的冲突。

再次，服务贸易和投资是日韩两国利益集中行业，与中国相比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 日韩两国由于自身的比较特征和优点，倾向于使用“负面列表”(或否定列表)的方法。 在这种“开放而不进入”的模式下，中国现在和将来都要写明背离协定的保存措施，其他部门都要开放。 这与中国“立足现实，循序渐进”开放大体不符。 至少在现阶段，我国不能接受对外资准入采用负面清单承诺的方法。

最后，中日两国在地区合作中的潜在主导权之争、韩国的“大国平衡”战术是导致三国间合作机制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阻碍中日韩FTA谈判早日启动和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在日美、韩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区战术将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 日本官员在谈到日本加入tpp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意义时表示:“亚太地区的秩序应该由日美构筑，有必要从这个高度考虑这个问题。” 因此，不得不承认，美国战术重点的东移客观上加剧了许多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混合，也将对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带来新的冲击。

不同路线的选择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影响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合作存在着路径和模式之争。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能否顺利进行，要看中日韩三国的态度和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方案之间的权衡和路径选择。 这些方案包括中日、中韩、日韩、中日韩、“10+3”、“10+6”。 另外，由美国主导的tpp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进程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游戏，“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选择美国”的日本和韩国面临新的选择。

第一，东亚合作“市场导向型”的特点决定了中日韩三国合作是一个充满优势博弈的过程。 在中日韩三国良好交往能够弥补政治分歧之前，任何短暂的平衡包括中日、中韩、日韩自由贸易协定都不能保证东亚合作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道路上顺利进行。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国际经济结构均等化，中日韩三国经济终究会更加统一或相似。 但是，当三国经济趋于平等时，政治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力量和克制是处理政治分歧的比较有效的方法。 像美国学者理查德·一样，罗斯兰斯( richard rosecrance )表示，在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冲突的动机无法克服引发冲突的动机。

第二，美国的因素和日本的战术转向将面临中国主导的东亚一体化进程停滞的危险。 东盟+中日韩为主体的“10+3”方案一直被期待为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目标，被认为是建立亚洲统一市场的必要条件。 但是，鉴于东盟的消极角度(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以及日本抑制中国的战术方向，该方案一直进展缓慢。 对美国来说，“10+3”方案与其好处相反，排他性的亚洲统一市场使美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因此，美国在选择tpp谈判初期成员方面使用不同的标准，拉拢日、韩，分化东盟，排斥中国。 因此，日韩两国的战术转变和东盟内部的分歧，意味着短期内“10+3”方案将陷入停滞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也会停滞，中国的战术选择可能会加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第三，由美国主导的tpp将改变亚太地区的合作格局，也将对中国周边环境和自由贸易区的战术造成巨大冲击。 首先，tpp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美国的“分化”和东盟成员的内部分歧，将逐渐淡化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 日韩两国战术转变和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外部市场约束也会延缓甚至改变东亚合作进程。 短期内东亚很难成为世界的“第三极”。 这符合美国“确立亚洲领导权”的战术目标。 其次，tpp将冲击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战术。 作为中国利益最集中、最直接影响的地区，亚太周边国家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战术的首要支撑和战术要地。 美国重返亚洲，将tpp作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条道路，必将对中国自由贸易区战术的推进产生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tpp作为高水平、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其高标准无形中提高了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要价，美国的“有序谈判”也增加了中国参加多边贸易谈判的难度。 最后，tpp将使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多和复杂。 亚太各国分享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奖金，战术防卫能力也在不断增大。 引入美国平衡中国的影响已成为许多亚洲国家“骑术”的主要选择。 美国因素与邻国担忧交织，中国周边环境面临新挑战。

中国需要做出新的战术选择

第一，巩固“10+1”，加速中日韩，推进“10+3”。 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亚太地区中国缺乏的区域一体化安排不完善，包括日韩在内的亚太主要国家从上述安排中获得的经济利益非常有限。 即使日韩两国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选择加入tpp，但从经济和地缘的特点考虑，日韩也不会轻易放弃参加东亚一体化进程，这符合新时期日韩两国“同盟关系多元化”的战术诉求。 因此，着眼于“10+3”框架，以较小的谈判价格尽快促进中韩、中日，或启动中日韩谈判，应该是中国近期追求的首要目标。

第二，多次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合作进程。 首先，中国应该尝试为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取得某种结果发挥积极作用。 以开放自信的心情继续参与，迅速发展“基于规则的治理、基于制度”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符合中国的长远优势。 其次，中国需要确保参与的区域贸易安排与全球规则相一致。 正如《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一样，沃尔夫( martin wolf )表示，如果中国能像世贸组织为其他贸易行业制定规则一样，推动各成员就自然资源行业的投资和贸易条款达成共识，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最后，中国应该继续维护apec在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全利用apec的非约束性平台平衡tpp的影响。 相对于tpp强大的约束力，apec的自主性和非约束性几乎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战术诉求。 具有强大制度化的区域合作组织不符合具有全球视野的大国的好处。

第三，深化东亚合作，增强优势共同体意识。 一是继续发挥中日韩首脑会议机制的作用，加强三国战术互信。 中日关系可能不像中美关系那样具有全球意义，但直接影响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 两国在历史、领土和海洋问题上的政治决断是决定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关键。 二是加强中日韩三国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后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 东亚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统一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意味着自由贸易符合三国共同利益。 三是通过东亚地区较为有效的分工体系和区域生产互联网，提高产业、科技、能源、环境等“战术行业”的合作水平，加快经济融合，共同构建全球产业链安全。 四要加强金融合作，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为契机，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率先实现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自由兑换。 并且加大货币互换和跨境人民币结算和投资力度，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用。

第四，加强周边合作，培养亚洲共同体意识。 一是要逐一发挥地缘战术特点，加深与周边国家好处的融合和政治互信。 二是统筹布局思考，增强东北亚利益共同体意识，牢固奠定东盟与中国共同利益的基础，加深南亚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提高与中亚的能源合作水平。 三是切实办好“10+6”、“10+8”、上海合作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合作，有重点地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人民币“亚洲化”，加快建立区域资源保障体系和优势共享的产业分工体系。

第五，合理解决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否定名单”问题。 在未来的FTA谈判中，中国可以采取渐进的自由化战略。 一是设定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过渡期，最晚不得超过2025年的“窗口期”。 二是合理界定投资范围，尽量缩小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义务的适用范围。 三是着手研究我国不合格措施否定清单，比较有效地提高国家治理水平。 中国以中日韩投资协定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为契机，重构地区相互投资秩序，同时推进和制定更强有力的多边投资规则(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方向之一)，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全球(/(/k0/)之间和海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