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税改革小组地方调研”

消息人士称，中央财税改革小组已经成立，该小组组长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然后9月初，改革小组已经就财税改革议题向浙江等省征求了小范围的调查和意见。

另外，财税系统7月底的全国厅长座谈会也发出了改革的信号。

在采访浙江、湖北、云南财税系统负责人时发现，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在此次财税改革中的优势需求不同，东部留给地方越来越多的财力，中西部有望实现越来越多的均衡转移支付。

实际上，虽然需求不同，但增值税改革后，各地也面临着主体税不足的共同困境，其次如何划分各级政府的事业权，是当前地方的共同需求。

增值税改革的困境必须解决

7月26日，楼继伟担任财政部部长后首次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承担艰巨、严峻的财政改革快速发展任务，让财政干部树立市场意识，强调财政公共性。

根据参加上述会议的财政官员的回忆，楼继伟表示，未来财政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多，各地的需求也很多。 “他在会议上听取了一些地方意见，向地方财政系统发出了改革的信号。 ”

云南省财政厅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指导未来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地方对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期望值较高，希望未来中央财政对云南省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

事实上，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大多持这种看法。 但是，东部发达省份从中央收到的财力太多，认为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财力留在当地。

中央财税改革小组在浙江征集意见时，浙江财政系统官员也表示，随着增值税改革的推进，地方已经没有主体税种的支撑。 希望将来在调整中央地区财力配比时，多考虑地方的好处。

江苏省财科所所长李豫平表示，江苏对中央财政的支持很大，仅去年就上缴了5000多亿元。 他表示，与浙江相邻的财政收入上缴率为40%多，江苏为50%多，江苏希望将财力留给更多的地方。

广东省的财政系统相关人员也曾在各个场合表达过同样的意见。 广东官员多次表示，广东省内地差距较大，粤东西北快速发展落后，且人均财政支出水平远低于全国水平，希望在未来财税改革中财力越来越多，留在当地。

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多议论。 一方面，地方政府支出日益严重，需要增强地方财力，另一方面，中国地区间的快速发展不平衡，也要求中央财力比较强，取得地区间的平衡。

虽然好处的需求点不同，但各地财政面临的困境相似。

浙江省财政系统的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最关注改革后的政策动向。 营业税作为地方第一税种，如果将来逐步取消营业税，地方将失去主体税种，财力保证不足。 这位官员说，现在有过渡政策，但过渡期有多长，过渡期结束后，下一个政策会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

地方政府增值税改革中的混乱现象很普遍。 据本报记者介绍，部分地方政府考虑到地方利益，不愿大步迈出，也不愿将部分试点公司交给国税，以免对地方财力造成较大冲击。

答复的云南省财政官员表示，增税后，至今未看到哪种税种能迅速发展为地方主体税种。

关于地方主体税种的建设，西部省份尚未看到方向，但东部省份已有相对确定的需求。 广东省一位地方税局长曾经在地方两会上表示，希望中央能将部分税权移交给地方。

一位浙江税务系统官员也表示，希望中央赋予地方更多权力。 例如，税收的征收权和税率的设定等。 他还说，房地产行业的几种税种，实际上可以合并。

产权转让和人事权转让的改革途径不同

根据《关于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工作的意见》和楼继伟最近的发言，财税体制改革中有两点比较明显: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减少特别转移支付。

关于中央是转让部分产权还是中央接受部分经营权，产权和经营权的改革路径还不明确。

但是，不管是什么路径，地方都期待着它。 许多地方财政系统官员表示，目前财力与支出责任不一致的现象突出，中央财力多，领取部分事权可以减轻地方负担。

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今年的新书《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讨论》中，再次强调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形成的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的匹配问题。 与今年以来中央对财政体制改革的最新想法相比，大楼的要点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特别是接收地方的部分事权，减少向地方的产权转让。

楼继伟对事权上动的标准提出了三个大概。 外部性、新闻多而杂与激励相容，外部性越大，新闻的解决就越简单，每行都是造成整体损伤的大事件权，必须受到中央管理。

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当前，各级政府的事业权划分应该成为深化改革的制度设计和全面优化的一环。”

贾康警告说，财税改革的目标是，所有地方，即使是最不发达地区，也有足够的财力符合应履行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解决财权和事权一致的问题，然后再解决财力和事权一致的问题。 “跳过财权和事权的关系，直接谈财力和事权的匹配问题是误解。 ”他说。

前述浙江财政官员表示，目前的事权划分仅为中央和省级财政之间，且分类不细，特别是科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部分，各级政府具体承担多少尚不清楚。 目前，这些责任大多放在基层。

前述云南省财政官员建议，未来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各级政府的责任，并且要详细、可操作，不要以实际技巧相互扯皮。 “一旦将这些责任固定化，各级政府的责任和相关审查也将比较确定。 ”他说。

特别转移支付过多的问题，一直受到谴责。 一位地方财政官员表示，由于专项资金较多，考核权全部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考核流程比较繁琐，而且汇总的资金与地方急需处理的问题不相称。 “将来必须贯彻中央‘简政权放权’的思想，把权力移交给地方。 ”他说。

但是，前面提到的云南省财政官员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注的核心命题还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确定了这个问题之后，公共财政的建设就成为可能。 他进一步表示，目前官员考核多以gdp为标准，地方官员不仅要保护民生，还要着力经济建设，财政资金经常不足，造成地方债困境和土地财政依赖等问题。

“这违背了公共财政改革的方向。 ”官员说。

李豫平也认同这一观点。 他说，政府的职能需要改变，机构应该精简。 否则，财税改革只能停留在小修补的水平上。 另外，在制定干部考核指标时，任期内的杠杆作用应该一起纳入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