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部委联合发文 “镇改市”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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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部委的红头文件送到了两地官员的办公桌前，店口镇和龙港镇走到了离“城市”最近的地方。 一个是浙江“资本市场第一大镇”，另一个是浙江“农民造城第一大镇”，这两个浙江第一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中的“明星镇”必须在省内争夺成为“镇改市”国家考试的唯一申报名额。 这两个拥有内陆部分地级市管理权限的特大镇，开车很辛苦，等待着中央更大规模的放权。

经济注意报记者获悉，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本月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市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合理增设城市建设，特别是选择一些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设城镇，开展新型城市建设模式。 根据这份文件，各省的试点申报清单必须在8月31日前报送国家发改委，大致上各省只能上报一个试点镇。

中国城市小城镇改革快速发展中心副主任崔永龙在接受经济注意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政府发出了支持局地试点城市改革的信号，使行政区划调整有了希望，但行政编制仍不允许扩张。

浙江省的尝试

“我们是市级高标准、县级任务量、市级旧体制。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的官员这样抱怨。 店口镇年被列入全省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后，每年经济增长维持两位数，69个行政编制被要求管理全镇14万常住人口。 第一年，店口镇以县级诸市5%的面积、6%的人口，支撑着该市1/4的经济总量、1/6的财政收入。

这种支付与收入不一致的现象已经受到浙江省的重视。 7月21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浙江省发改委对该省强镇权力扩大新政的解读。 发改委官员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出现了许多人口多、规模大、经济实力强、设施功能完善的“强镇”。 但是，在以前流传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下，它们经常处于“责任大、权力小、职能弱”的状况。

日前，浙江发布了《浙江省强镇扩权改革指导意见》，向省级中心镇共发放77项经济管理部分事项、60项社会管理部分事项。 前者包括有关公司(贸易)主体的登记注册权、奖励和许可类公司投资项目的登记权、建设工程的管理权等，后者包括居民身份证、房产证、土地证明等证据的处理权和社会救济、民政优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已经实施了四轮“强县扩权”，“省管县”体制在全国少见。

根据店口镇副镇长朱庭传说，诸暨市今年向店口镇下放了183项行政审批权，店口镇也将上级权力整合为城镇、村庄2级行政(平民)服务中心，居民无需前往30公里以外的诸暨市区，在家门前审批若干事项

行政许可权采取“交付”委托委托委托委托和机关延长委托的方法，行政执法权的委托采取派遣机关的方法。 店口镇党委副书记周欢表示，诸暨市在店口镇最多设立27个车站(办、所)，创设了被称为“局编”的独特编制。 基本工资由县级市局)支付，但绩效奖金由乡镇支付。 在强势的商业街，市政府的中层管理人员只被街道办事处录用为普通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负责的车站机关也只被街道办事处下属的科室录用。 “如果发现镇上派驻局里的干部太软太懒，不能工作，也可以把这个身体放回局里。 ”镇上的官员说。

据浙江省发改委介绍，《第一次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年)》通过委托、移交、机构扩张等方法，城镇获得了委托的扩权事项191个。 城镇获得全部下放的综合执法权455项。 简政放权释放了市场活力——3年来，27个试点城镇累计实现总投资额3618.7亿元，年均增长率比全省快11.8个百分点。

放权的抵抗

事实上，无视11个部委提出的“镇改市”，强镇扩权本身并不是新的提法。 早在1995年，原国家体育改革委员会等11个部委就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城镇所在地的县(市)政府在符合改革方向的前提下，赋予试点小城镇政府必要的权力。 该文件甚至允许设立镇级金库，建立统一的预决算制度。 但是，19年来经历了强镇扩权之路的一位国家发改委专家批评说，强镇扩权走弯路，一再重复。 上面强调，市、县两级高调放权； 上放松后，他们又会悄悄接过权力。

据在某试点城镇工作的绍兴市副处级官员介绍，2007年，该市嵊州市(县级市)长乐镇曾设立地方金库，建立了独立核算一级财政，但因与财税部门相关规定不一致，最终被取消。 年下半年，绍兴市也发文确定，试点城镇主要领导在任期间，符合规定任职资格和条件的，可以担任副县职级，但在组织部门专项整治高配、超配泛滥现象后，不能这样做。 即使是像店口镇这样拥有6家上市企业的“浙江资本市场第一大镇”，在多年的努力下，也与财政独立核算、土地指标无关。

不仅仅是店口镇。 每年一个城镇的财政总收入为18亿8000万元，超过全国158个县级市的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也陷入了无权的痛苦之中。

经济注意报从国家发改委相关专家处得到的调查报告显示，建镇之初，龙港镇“农民自费建城”向县政府提出的条件是，经县政府同等批准，最终获得较大自主权，但1990年前后这些权力基本收回。 1995年国家开始了小城镇综合改革，龙港镇在财政、户籍管理等7个方面取得了部分县级管理权限，但随着试点期满，2000年前后收回了很多权力。 自2007年浙江省开始小城市培养试点以来，部分权力三度下放。

乔润令说，镇改市的抵制是特大镇的高级政府抵制前者的独立。 因为镇委书记达到了县委书记的水平，上级县管不了他了。 另外，特大镇对所在县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独立县的财源，额度将会大幅减少。

以及市发改委体制改革科科长毛晨阳表示，涉及财政金融、人事组织改革，地方必须碰，只能设计在中央顶层。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也强调，对小城镇快速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财政体制如果不能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推进，可能有必要先修改法律。 法外运行的改革注定不会中止吧。

国家方案[/s2/]

经济注意报记者在上述国家发改委、中央编办、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农业部、央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印发的文件中，提出了镇改革市两个方案。 一是选择若干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设镇，开展新型市建设模式试点工作，新建城市需履行法定手续报国务院批准。 一是赋予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城镇与人口和经济规模相对应的管理权。 这是在试点城镇行政水平不提高的前提下，实施强镇扩权，建立“镇级市”。

根据文件中“镇区常住人口10万人以上”的市标准，国家发改委相关专家在今年年初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全年有56个县级市城镇(不包括城关镇)符合该标准。

但是，2002年以来，除江西省共青城市新建外，国务院几乎不再重新批准设立县级市(不设区的市)。 国务院在此期间同意在新疆新建县级五家渠市、图什库市、阿拉尔市、北屯市、阿拉山口市、铁门关市、双河市、霍尔果斯市，但这些新设市均仅限于边境口岸地区。

这种谨慎态度也体现在11个部委本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市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中。 “设市的试点单位要制定实施控制行政机关和人员编制的方案，协调优化政府纵向和横向职能分工，减少行政层级，简化管理机关。 最终目的是优化行政级别和行政区划的设置，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价格。 ”

乔润令解释说，中央政府要严格防止强镇扩权中倍增的机构膨胀、人员超编。 “镇改市”一定会重复“小政府、大社会”，上下机构不强调口才。 镇一级没有必要凑齐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四个班”，个人大，政协有主席就行。

上述绍兴市副处级官员直言不讳。 “无论在权力之下被置于哪个级别，最终都必须由政府官员管理。 根本方法还是要通过行政审查、机构设置进行减法运算、除法运算。 ”

经济注意报记者表示，龙港镇的机构设置模式得到了国家发改委专家的肯定。 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大幅增加，但龙港镇政府内设置的行政机关数量基本维持在12个左右，而在同等人口规模的县，行政机关数量通常为50个至70个。 龙港又设立了11个综合性事业单位。 例如，在行政执法方面，龙港城市管理执法大队不仅纳入城管执法队，还纳入了72个执法权限，对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市政工程和公用事业、园林绿化等进行综合执法，避免了“多头监管”和“多层执法”。

乔润令还建议，中央政府只需要对镇改革市进行总量控制，将放权给予省级自主镇改革市名单。 总量控制是指不允许机构编制、财政经费、土地指标总量新增，在一个省内自行调整，“让省以下各级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自行博弈”。

此外，上述许多答复者、专家普遍建议，权力下放必须与外部监督同步。 否则，强势城镇的权力扩张将会降低违法价格。 例如，城镇环境保护所还有3个个体，污染公司递烟、请饭的麻烦把他们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