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惑并存：中国各地探索新一轮简政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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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10月1日开始，浙江省舟山新区将再次迎来快速发展。 他们将从省里获得出口食品生产公司的备案管理等14项检验检疫审批权。

被称为“千岛之市”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舟山，两年前被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级舟山群岛新区以来，获得了浙江省委托的400多个行政审批管理权限。 这里也凝聚着中国新简政放权的喜悦和混乱。

“以出口食品生产公司的备案权限为例，原流程在舟山初审后需经浙江省相关部门异地审核。 目前可以在舟山直接受理、审核，缩短备案周期，有助于公司占据市场先机，提高竞争力。 ”。 浙江检验检疫局副局长在国外说。

据舟山统计，目前市行政服务中心各部门窗口有数千件进行省级权力下放的事项。 浙江省林业厅征收林地2公顷，将占用许可转让给舟山，使衢山町社会养老服务中心等建设项目受益。

在被国家批准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世界超市”义乌市，2006-2008年为扩权强县，浙江省将618个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置于此。 去年6月，浙江再次下放义乌357个省级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 现在，义乌作为县级市，在国内享有省级下放至设区市的大部分权限。

在很多人看来，行政审批权力下放这一改革的推进似乎很乐观。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权限转让的列表，就会发现很多不自然的事情。

“我们获得了省经信委员会下放的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省农业厅下放的草原类许可事项、省交通厅下放的水路和船舶经营许可等部分权限。 实际上，这些权限不会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发生。 ”义乌的一位官员说。

权利与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错位”情况，在中国沿海其他县市和中西部省份也有出现。

长期关注行政体制和社会治理的社会学家吴锦良认为，多个权限不能下放是因为与部门法律法规冲突，这些法律法规的背后牵扯着部门利益。 切断这些好处的纽带，是权力下放中必须跨越的重要隔阂。

“权力对基层来说就像烈马一样，能否很好地控制它，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 ”浙江省绍兴县钱清镇长朱建刚说。

在硬件方面，如果地区没有适当的机构设置、人员、资金和硬件设施，接收盘也会非常困难。 人口达到200多万人，每年有40多万入境者的义乌，面临数百次权力下放，县级公共服务力度、行政机构设置明显不足。 “虽然委托了批准一些事项的权限，但是义乌没有可以信赖的信息管理系统端口。 ”义乌官员王志坚说。

根据北京方面今年5月的信息，经过6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取消和调整了2000多个审批项目，各部门有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但本届政府的计划是再裁减三分之一以上。

显然，该计划推动了基层权力的扩大，使得改变中国行政权力现有的“倒金字塔型”布局结构成为可能。 对于在国家一级批准1700多个事项，省、市、县的权限逐层减少，有的县不到600个项目。 这种权力配置结构曾经被许多地方官员诟病为“计划经济的继续”。

浙江正致力于改善这一结构。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姚作汀表示，他们通过考核制度改革，规定省考核若干事项不超过500项，地市级不超过600项，县级考核700项左右，建立“正三角形”权力结构。

也有观点认为并非所有的权力都只是委托。 天津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吴春华认为，放权必须与收权合作。 特别重要的是，地方治理不善、房地产政策制定、食品安全等涉及范围广泛的权力必须接受。

无论如何，中国行政审批权力下放的改革绝非坦途，处理行政资源和行政效率白白流失的问题，需要“硬币两面”更积极地进行。 (记者李亚彪屈凌燕于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