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忠告：中国经济面临缺乏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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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刊登在《中国新时代》杂志年第1号上)

目前中国经济存在许多问题，学者们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和政策建议。 与国内学者不同，科斯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了独特的诊断

年12月，国内某财经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年会，应邀出席会议，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利科斯( ronald h. coase )发表了视频致辞。 虽然问候时间不长，但我能体会到一位叫科斯的百岁老人关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他说，有重要的事想告诉中国。 他在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快速发展的成果后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思想市场缺失的重要问题，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危险丛生的根源。”

科斯对中国说的这句重要的话被称为“科斯忠告”。

遗憾的是，《科斯的忠告》无论在一年前还是一年后的今天，都没能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观察，没有人把今天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危险丛生”与“思想匮乏市场”联系在一起。

但是，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和经济学家思想交战的范围和深度来看，不能继续无视“科斯的忠告”。

中国经济的“弊端与危险”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几乎为10%。 1978年，中国的gdp只有3，645亿元，年达到401，202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同年，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惊！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下降。 2008年，为了“保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计划。 这些计划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最终没能抑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为什么中国是两位数高大上的gdp，突然连“保八”都难了？ 这与30年来中国的gdp增长模式密切相关。

从产品法来看，gdp由费用、投资、网络出口构成，经常被称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 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模式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出口，因此形成了投资长时间大于费用的格局，目前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达到了50%，费用下降到了40%以下。 从gdp另一边的收入法来看，政府、公司、居民的收入在gdp中有所增加，总量有所增加，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与政府和公司的收入相比却在不断减少。 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费用也下降。 收入的大部分又通过储蓄的方法积累起来，用于未来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支出，结果储蓄上升，费用日益萎缩，长期以来形成了成本低于投资的结构。

面对支出缺口，中国一直在外贸顺差中保持平衡。 在全球投诉因金融危机、欧洲都柏林危机而低迷的时候，中海外贸突然受到重创，政府管理者火速拿出了价值4万亿美元的刺激性“药方”。 4万亿美元的投资确实对缓解外需不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从让中国经济依赖投资和外需开始，变得单一依赖投资。 不幸的是，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日益下降。 在外需萎缩和投资导致gdp效应下降的双重打击下，只能期待国内的费用索赔，但太晚了。 因为请求费用的振动还需要时间，不渴。 一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部失灵，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压力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考虑到gdp增长的成本高低，问题更为严重。 这种高投入、高消费、低效率的“两高一低”的快速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如资源不足、环境破坏加剧等。 统计资料显示，全年中国粗钢产量6.27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4%，其中大部分是中国自己花的。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 中国每年花费32亿5000万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一，未来将更加增长，能源来自哪里？ 另外，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中心，直接带来沉重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压力，这样下去环境将无法承受。 持续依靠投资拉动gdp，结果导致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 郭树清说:“2009年，24个工业领域中的21个产业领域已经产能过剩。” 事实表明，以前流传下来的快速发展方法已经接近尾声。

以前就传来了迅速的发展方法，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 房价居高不下，上班族买不起房子了。 股市几乎崩溃，中国股市一夜之间可以让少数人成为亿万富翁，但在二级市场上，它已经被称为埋葬成千上万股东的“万人坑”。 农民工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老年人养老问题？ ？ 问题很多，不胜枚举。

当时邓小平说要先富裕一些人，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也可以认为这是执政者与全民的“社会契约”。 目前，少数人通过正当手段和不正当手段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整个社会两极化越来越加剧，社会结构呈m型结构，中产阶级崩溃，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根据2007年来自北京的报告，2009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为0.438，超过了0.4这一国际标准，社会差距已经超过了危险值。

如果说1978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年，郎咸平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似乎也不为过。

当前中国经济学家的见解之争

针对gdp增长率下降的压力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年末，中央经济实务会议提出了“在稳定中求前进”的总方针，之后强调了“稳定的增长”。 政府期望将gdp增长率控制在7-8%，在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调整结构、转换方法。 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政府“稳定增长”的首要手段仍是投资。

对此，中国经济学的思想市场有比较大的反响，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赞成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 他乐观地估计:“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平均每年有8%的增长潜力。” 他说:“目前经济停滞的原因是周期性的，不系统的。 因此，在新的宏观调控中，必须实施以投资为中心的反周期措施。 ”

与林毅夫的观点不同，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以前流传下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接近尾声，快速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 但是，要改变快速发展的方式，除了改变过分依赖投资拉动gdp的方式外，还需要消除制度上的障碍。 这就要求不仅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敬琏研究员。 吴敬琏认为，中国目前是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双重体制的混合体，因此，“去哪儿”的问题一直存在。 可能的前途有两条路。 一是沿着完全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进，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 另一个是沿着加强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走向当权者资本主义的绝境。 近年来，由于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吴敬琏认为，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国有经济对重要产业的垄断。 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改革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并且我们认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最终将中国建设成为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在争论中，林毅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不断加深他们各自的观点。 但是，也许明白了没有，政府通过投资“稳定增长”的方法和林毅夫的意见相似。 吴敬琏提出的改革，基本上也体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并且有着比较完美的表现。 本来，经济学家不需要讨论，政府的方法已经和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一致。 但是，你为什么认为过去的快速发展方法不可持续？ 为什么改革在实践中还没有进行，必须倒退？

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过于重视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一直没有被讨论或讨论，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之间，包括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之间在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许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如何理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属性、如何定位国有公司、创新的含义等。 如果不彻底讨论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吴敬琏和林毅夫的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就无法深入讨论，改革也难以达成共识。

科斯说我们“缺乏思想市场”，我认为从经济学的思想市场来看，至少中国经济学界对影响了改革和快速发展的基本理论有些忽视和回避。 为了继续改革和建设中国经济学，我们现在需要在开放的思想市场中，不设立禁区，并且互相宽容地讨论和争论这些问题。

一些需要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

显然，深化改革的要求，多触及了我们仍坚守但需要进一步快速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理论。 在这里，我先抛砖引玉，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S2/⑩你如何理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次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多种多样的全制经济共同快速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十一条还指出:“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里面的“主体”和“重要”怎么解释？ 在“共同快速发展”中，非公共经济快速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影响公共经济的“主体”地位？ 相反，公共经济如何变大，会影响非公共经济的“重要性”吗？ 有量的极限或量化的指标吗？ 非公经济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一个法律定义吗？ 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处理，两个所有制经济不容易协调快速发展。 在实践中，不能说任何体制都会惹祸。 例如，山西民营煤炭业主当初是允许进入煤炭领域的政策，但后来要求他们退出。 我们可能有无数理由让他们退出，但当时为什么要让他们进来呢？ 这些年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理解。

(/S2/)⑩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定义了资本。 即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关系。 资本是历史的范畴，一旦变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就会消失。

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资本应该消失，但我们不能把资本赶出去，必须回归民间资本。 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包括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兼容的经济理论，但必须以国有资本为主导。

这就产生了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属性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疑问。 国有资本是资本，民间资本也是资本。 为什么贴上“国有”的标签会让资本变得高尚，贴上“私有”的标签会让资本变得贪婪？ 资本是生产要素已是共识的经济学概念，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无论国有、私有，都必须被要求回报、受益、保值增值。 资本贴上什么标签会改变生产要素的属性，不是吗？

其实，虽说是资本剥削问题，但在现代社会，公共企业、人力资本理论出现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其实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在某个工资价位上，是“卖掉”自己，还是“借”自己，也不是无可争辩的。 因为在现代社会，法律禁止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自由买卖。

(/S2 ) )⑩国有公司如何定位？

众所周知，中国国有企业有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三大责任。 这三个责任也是国企必须完成的三个使命。

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是指“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政权的基础”，也是国有企业的政治定位。 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本来都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什么时候依赖于一切制的组织形式呢？ 而且，明明民营公司已经吸纳了中国80%的劳动力，执政党为什么不以80%为基础，而是以少数为基础呢？

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国有企业的经济定位。 在这一定位下，国有企业从事的事件被定义为“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也称为“命脉”领域。 从现实情况看，是指国有企业垄断的军工、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电信、金融、公路、铁路等领域。 这有点奇怪。 如果这些领域是“国计民生”、“命脉”的领域，那么民营企业进行的“衣食住”是什么？ “衣食住”必须是“国家的经济和国民的生活”、“命脉”吗？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也许应该有。 在市场经济中，中国企业应该做一些私企不赚钱的公共产品，或者私企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许小年教授称之为“捡补缺”。 这本身就要求国企必然要讲社会责任。

公司在社会中本来就是经济组织，由于国企兼有多项使命，定位多而复杂，结果效率低下。 根据中国公司联合会、中国公司家协会发表的中国制造业公司500家的说明，国企整体效率低于民营企业。

那么，国有企业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应该如何定位呢？

(/S2 )⑩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履行经济职能？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但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多直接配置资源代替市场，主导经济运行，没有充分发挥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的经济功能。

中国政府像大企业一样，每年设定一个gdp目标，筹集资金、人力、物资等资源并为此而奋斗。 虽然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价格，如直接定价、限价、合同公司等，但对垄断价格不闻不问的政府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也过多，束缚了经济和市场的活力。 政府的这些行为，一方面不能比较有效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大量通过行政审批权设置租、租的现象。

由于政府长期集中于直接配置资源来代替市场，因此无法发挥应有的经济功能，在中国经济中的弊端和危险越来越大。 例如，政府效率方面的不足，一是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影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造成了市场失灵。 二是环境污染、不安全食品等负外部性问题越来越严重； 三是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公共产品供应过剩，基础科学研究、教育等公共产品未得到重视。 政府在增进公平方面的不足，首要表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危险值。 政府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方面的不足，首要表现在长期以来专注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短期商业周期，忽视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创新、人力资本、制度等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表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确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是当务之急。

(/S2 )⑩如何理解公司的创新？

经济增长被认为从长远来看有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科学、工程、管理、公司才能等)四个要素。 由于资源有限，在确定的条件下，只有技术变革才能提高产量，可以说创新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那么，创新是什么呢？

政府有在明年之前使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 其中，首先要建设以公司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高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 这里对创新的理解是，首先以公司为主体，然后创新在公司层面上指向纯粹的技术创新。 的主体是“产学研”机构中的科学技术人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新这个概念起源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 他提出创新就是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的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开拓新市场、获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应源、任一工业执行新组织。 以实现这样的“新组合”为职业的人就是“公司家”，因此创新就由公司家来完成。

那么，什么是公司创新呢？ 从人的角度来看，公司中创新的主体是谁？ 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后，后代不断地快速发展创新理论，但我们今天似乎也有必要继续学习和讨论创新理论。

在开放包容的思想市场上完全和创新经济理论[/s2/]

中国经济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显然需要开放宽容的思想市场。 这是重启改革议程，全面创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前提。 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错误的概念、理论就很难被发现和纠正，科斯所说的经济中的“弊端和危险形象”就会越来越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无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产生诸多弊端和危险的根源”。

纵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每取得一个进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之后，我们又从否定商品经济到承认商品经济，从反对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与民间资本为敌，到把非公经济视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这次思想解放、真理的获得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在，中国又站在十字路口，我们必须再做一次重要的选择。 思想冲突已经开始了。 希望中国在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再次发现真理，走上改革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

但是，正如科斯所说，“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和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在这方面压制思想市场会导致更坏的结果。 在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上培养宽容，作为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如果压制思想市场，思想市场就会失灵，另外政府的管制也会失灵，双重职能失灵，思想市场的问题就会更加恶化。

科斯认为，在开放的社会里，错误的思想很少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的稳定。 思想的迅速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加可持续。 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化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使中国的复兴和文化创新成为可能。 在虚假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