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地方4万亿投资摸底：超大体量投资存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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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个方面。 地方政府下一阶段关键是搞好融资方式创新，如果政府投资主导，民间资本就会产生挤出效应。”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外贸出口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加大投资是最重要的。 但是，与2009年由中央主导的4万亿美元投资不同，目前稳定增长背景下的投资主要由地方主导。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对去年6月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市公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数据进行了整理，发现其中相关金额已超过20万亿元，远远超过了2009年中央政府的“4万亿计划”。

在这样超大跨度的地方版投资计划下，地方经济依然是由投资拉动的不变现状。 在2009年4万亿元投资后遗症未完全消化、地方高负债风险未排除的前提下，许多专家认为新的投资冲动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负债和金融风险。

地方版“4兆计划”

10月22日，四川公布了年~年计划实施的重要投资项目情况，主要包括重要基础设施、重要产业、民生项目等，总投资额达到4.26万亿元。 这笔投资额相当于四川全年gdp的1.79倍

在上述投资项目目录中，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额有望达到1.48万亿元。 这些重要投资项目大部分都是以国家为中心新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成渝经济区建设、加快天府新区建设等展开的。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刘成玉对本报记者表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有较大的投资空之间。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落后，投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根据福建省发改委网站日前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底，纳入全省央企、外企、民营企业“三维”项目跟踪管理系统的项目共有3642个，总投资约3.95万亿元，累计完成7750亿元。 建设和今年开工2643件，总投资额2.50万亿元，其中今年开工，部分开工530件。

投资对福建经济结构的调整非常重要。 近几十年来，福建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与沿海一些大省相比，差距不小。 在产业结构方面，集中于制鞋、纺织品·服装等轻工业，产业“小而零散”的缺陷不容忽视。 因此，这几年福建引进的一系列大项目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福建许多产业集群尚未形成。 因为大的领导公司不足。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陈金龙表示，引进央企这样的大公司，有助于拉动现有的上下游公司形成产业集群，提高当地产业的竞争力。

事实上，除四川和福建外，贵州、广东等10多个省市自去年以来都提出了巨大的投资计划。

其中，根据贵州公布的《贵州生态文化旅游快速发展规划》，从各地报告的2382个项目中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要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国家级重要项目10个、省级重要项目50个、省级重要项目200个。

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浙江、广东等地也在转向投资拉动。 今年4月，浙江发出《关于印发浙江省比较有效投资“411”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年)的通知》，未来5年，该省将重点推进1,000多个省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万亿元以上。

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省在投资方面的力量也在加大。 今年4月，广东省专门召开了加快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实务会议，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计划，未来三年，广东将投入1.41万亿元，推进460个项目建设。

“今年以来，区里经常和我们去开会。 希望我们多投资一些，gdp产量也能大一点。 ’广州市一家民营公司的房子告诉本报记者。 据统计，19月期，广东省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18.2%，为15341亿5500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4.3个百分点。

在外贸不振和内需增长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重振经济，加大投资力度成为了最佳选择。 “广东和浙江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甚至这两个市场活跃度最高的省份也要依靠投资拉动，所以其他省份更值得考虑。 ”广东省综合改革快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

投资率:从西向东减少

各地经济对投资拉动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但具体情况各地差异很大。

本报记者统计了全国30个省市区(甘肃省未公布数据，未列入计算)，今年三季度，西部多省区投资总量接近或超过gdp，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最高的几个省区，

据统计，投资率最高的是青海和贵州，两省都达到了135%。 在剩下的100%以上的省份中，除辽宁省外，西藏、宁夏、陕西省等为西部省。 重庆、四川、新疆、云南等中西部省份的投资率没有超过1，但都在80%以上。

东南沿海省集中在最后几个人。 其中，上海以24.26%的投资率垫底，广东和北京也在35%左右，浙江、山东、江苏稍好，但在60%左右，与中西部有比较大的差距。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表示，投资拉动是每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都必须经历的阶段。 “越是经济不发展的地区，投资越不足。 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在这个过程中投资权重非常重。 ”

“这也是符合当前西部现实的一个选择。 ”胡晓登表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由于西部地区出口绝对量少、经济落后，内需费用也非常有限，投资是最重要的动力。

“这两年贵州招商引资连续上演，对贵州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胡晓登说。

刘成玉说，东部产业基础比较好，产业链也比较完善，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可以开发的新行业和可以投资的空之间已经不大了。 东部有产业，有城市化。 相比之下，西部首先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大框架，然后逐渐集聚相关产业和人口。

“西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至今仍存在较大不足，并有较大的快速发展空之间。 ”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快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表示，只有加大投资力度，才能改善西部快速发展环境，才能比较有效地提取费用。

胡晓登表示，与中西部相比，沿海地区出口贸易下滑，正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时机。 因为，在这个发达地区投资可以向更先进、更优化的方向投资，不应该投资于不久前流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这个过程中，再大规模的投资也不可能了。

目前东部部分城市投资率较低，以广、深为例，广州投资率仅为25%，深圳投资率在各大城市中垫底，仅为16.7%。

对投资依赖的担忧

虽然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显而易见，但也存在过度依赖投资的担忧。

国家审计局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相关债务达到10.7万亿元。 据专家预计，我国目前的地方债务已经超过20万亿元。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加大投资力度拉动经济，只能继续银行信贷，很可能进一步抬高债务和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力举债，地方融资平台形成政府性债务后，首要还款来源是土地出让收入。

广东现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水浒此前向本报记者表示，相当多城市近几年来的数据显示，土地转让收入相当于当年正常预算收入的40 %~60 %，有些城市通常达到预算收入的两倍以上。

彭澎担心，在地方对房地产依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没有动力对楼市进行严格调控。 广东省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表示，在地方政府缺钱的情况下，“因为房地产收益率最高，收益率也最高”，选择了快速发展房地产。

但是，张宝通没有承认高负债带来的风险。 中国经济与国外明显不同，地方政府由许多地方国有资产支撑，认为不必太担心债务风险问题。

除债务风险外，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也可能减缓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步伐。 厦门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丁长发表示，依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一条用财政杠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粗放型道路，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作用不大。

“目前，经济整体转型还没有进行，基本上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较快，但真正的转型和科技投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经济整体基本以扩大规模为主。 ”陈金龙说。

“现在，全国从政府到整个公司，并没有转移到如何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基本上是在很大的投资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陈教授说:“扩大规模比较容易，但内涵型的东西需要人才、技术、资金的支援，所以很难。”

进行大量投资，也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基础设施过剩。 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现在各地掀起了新城(区)建设的热潮。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快速发展中心在对辽宁等12个省区进行调查后发现，12个省会城市、平均1个城市将建设4.6个新城新区。 144个地方城市，平均计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在造城运动下，一点三四线城市由于产业不发达，劳动力和承载力、实际居民居住率不高，形成常州、营口、鄂尔多斯(行情、问诊)等)/(/k0/)城)、“鬼城”这样的现象。

投资结构和效益[/s2/]

尽管如此，许多专家认为不能因为谴责投资、“妖魔化”或强调支出而否定投资，投资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那么，如何避免投资主导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在许多专家看来，一方面需要注意投资结构和效益，另一方面要将政府投资导向变为民间投资导向，以市场化手段提高投资效率。

彭澎表示，中国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因此，如果适当提前一点建设基础设施，不仅能拉动经济，也能满足老百姓的诉求。 “在广州现在这样拥挤的情况下，地铁怎么修都不够。 ”

以今年年底开通的广州地铁6号线为例，作为穿越广州中心市区的路线，6号线的预计客流非常大，但仍有4节车厢编组。

“我知道开通后一定会超拥挤，会惹大家生气，但也没办法。 当初，我们报告的时候，上面已经减少到只有4节车厢的规模。 ’广州地铁的一位内部人士说。

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系主任毛保华表示，地铁投资确实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目前许多城市的地面交通已经拥堵，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明显落后。 因此，在日本投资中，通过在这方面投资，可以满足老百姓的诉求，风险很低。

在机场投资方面，国内机场损失占多数，但在某个地方建设机场不仅要看是否有利可图，还应看其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

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允春表示，沿海发达地区平原多，修高铁可以保证交通量，修高铁对机场影响较大。 因为在这个东部修理机场需要细心。 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交通量少，修高铁肯定价格太高，不划算，但这些地方有一定的客流诉求。 这是因为修理小机场比较合理。

另外，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以民间资本为投资主体也是一大关键。

陈氏表示，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个方面。 地方政府下一阶段关键是要搞好融资方式的创新，如果政府投资主导，民间资本就会产生挤出效应。

“从2009年到现在，相当多的地方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过度推进的现象，如果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进行就好了，但如果过度进行就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陈说，要消除基础设施浪费，就必须扩大民间投资渠道，向民间资本开放可盈利的项目。

外经贸大学教授李长安也认为，目前我国应该抑制的是对政府和国有公司的投资，但对民营公司的投资应该大力鼓励，这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文案之一。

在开放民间资本方面，广东、四川等多个地方相继推出了面向民间资本的一系列重要项目。

例如，今年9月16日，广东省重要项目民间投资招标介绍会在广州举行，涵盖交通运输、城市建设、节能环保等多个行业，总投资达到2515亿元的83个重要项目面向民间资本开放。 今年10月，四川省公布了总投资额4.26万亿元共计2336个项目，“非常欢迎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但广州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吴柏表示，这些项目未必能吸引民间资本的趣味性。 此前吴柏多次向本报记者分析，城际轨道项目投资额动辄数百亿，不容易赚钱，民间资金不感兴趣。 相反，政府必须将可以赚钱的项目，如金融、能源等行业真正开放给民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