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探索中国改革路线图”

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既是改革，也是开放。 国际形势与我国相比独具特色的新变化，对深化涉外经济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只有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构建对外开放升级版，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上海自由贸易区正是肩负着这样的改革目标。 自由贸易区从功能来说，探索涉外体制改革是首要的。

因此，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职责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先试一试，为国内下一步改革开放进行一定的探索，其中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涉及到涉外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职能、政府的管理方法、下一步开放的行业等。 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竞争国际竞争的新特征。 上海的同行竞争对手不是香港，上海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全球竞争。 他的同行竞争对手是伦敦、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圈，可能引领着中国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带的全球竞争。 其中有改革的任务，也有开放的任务。

不适应涉外经济体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我国的比较特点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调整期，现行涉外经济体制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现行的涉外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的要求。 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是我国比较有特点变化的必然要求，但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尚不适应这种新要求，不利于高端产业活动、高端生产要素的引入，也不利于公司“走出去”外部资源，

另外，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适应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 服务业开放不足，监管过度，限制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税收、报关等政策限制了我国的高端制造、地区总部等吸引活动，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之外，现行的涉外经济体制也不适应我国国际环境对新变化的要求。 我国必须创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外部环境。 现行涉外体制缺乏与国内体制的联动，部门间协调不充分，不利于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增强，对我国国际规则的影响较大，也不利于建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改革目标

过去30多年，我国完全利用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的机遇，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不仅消除了制约我国工业化的“外汇短缺”，有力推进了工业化进程。

我国的比较特点是正在从人口“数量奖金”向“质量奖金”转变，巨大的国内市场、完整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产业相结合，成为吸引高端产业活动和生产要素的新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公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获得先进的技术、国际企业品牌和销售渠道，以先进的经济阻滞开展低价收购。 由于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从以往的“扩张型”战术机遇期进入了“升级型”战术机遇期。

要转变快速发展方式和和平快速发展，要把未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战术目标从“获取出口外汇”转变为“价值链升级”，把战术要点以制造业为中心扩大到服务业、金融、规则制定行业，“引进”战术文案。

涉外经济体制必须适应开放战术的新要求。 未来十年涉外经济行业改革的目标是大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外部经贸环境，完全利用国际环境提供的新机遇，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特点，提高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国内快速发展方法的转变。 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未来十年，我国将在技术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 具体做法包括引进更先进的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促进对外投资，建立全球跨国公司，开拓高附加值市场，保障资源能源供给的安全，完善更好的外部经济贸易环境(包括规则环境)等。

改革的要点和途径

涉外经济行业改革的要点之一是建立对高端产业和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在这方面，一是要扩大和深化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迫使国内体制改革。 要点是推进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领域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行业的开放，引入新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推进国内相关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 改革提高政策稳定性、透明度、预见性的外资审批体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和“非禁即入”试点，为实现外资准入制度统一创造条件； 统一外资法律，加强法律法规的连贯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公司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着力构建新的开放平台。

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 一是改革对外投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 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保护，保障境外利益，不允许重复征税。 三、改善公司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新闻、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 四是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推进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一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改变现行对国内上游产品的差别出口退税制度； 二是开展海关特别监管区政策和监管模式改革试点，建设国际研发、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和国际维修中心等“六大中心”。 三是继续深化监管浮动汇率机制改革。四是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检查、收钱、提高通关效率、降低贸易价格。 五、用暂定税率的方法，推进结构性关税下调。 目前，我国的关税结构和水平是加入世贸组织时谈判的，不能反映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关税水平下降空之间很大； 六是结合垄断性行业的技术改革，在进口专利权存在的行业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越来越多的竞争； 七、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和地区包容伙伴关系( rcep )为要点，谈判建立优质自由贸易区，推进国内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

加快外交谈判体制改革，提高参与国际经济管理的能力。 一是改善涉外经贸政策决定协调机制。 改革现行具有“一票否决权”优势的部门会签名制度，实行牵头部门责任制； 二是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改革，打破既得权益阻碍，完善产业救助机制。 三是改革涉外人事制度，在我国政府机关和国际组织之间建立人才双向流动机制，鼓励中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大大增强在我国国际组织中的影响。 四是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机制，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建议能力五是完全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一定要找到突破口

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很大，但阻力可能大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要顺利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找到突破口。

一、大力推进自贸园区试点，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实行全面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试点。

我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改革的目标首先是完善的制度。 第二，要依托稍特殊的监管制度，以高端附加值的产业活动，如国际研发、国际物流、国际结算等为中心重新设计政策，吸引这些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来中国落地。 第三，继续深化治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改革。 第四，上海自由贸易区应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 另外开展进出口行业的部分垄断性改革。

二是结合双边投资协议谈判进程，推进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审查制度改革。

如何拥有更有效的管理体制——基本思路是政府从事前审查，转为事后和过程监管。 在目前仍在继续的政策中，对公司的限制太多，不能适应公司对外投资管理的需要。 必须大幅简化这个批准体制。

三是着力推进高质量的区际自由贸易安排谈判，有可能再次发挥“加入世贸”等全面改革的作用。 (文/隆国强作者是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