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存款余额突破百万亿 收入偏低居民不愿多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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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中国式高储蓄率困境”？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表了年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截至6月底，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100.9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元大关。 上半年人民币存款9.0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1万亿元，其中居民存款增加4.13万亿元，非金融公司存款增加2.32万亿元，财政存款增加9588亿元。

近年来，我国人民币存款加速增长，中国的高储蓄率在世界上罕见。 储蓄率持续上升，而支出增长却相形见拙，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突出现象。 究其原因，一是居民收入整体偏低，这是因为不想花很多钱； 二是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长时间不足，居民将来必须“预防性储蓄”。 这是因为我不敢花很多钱。 这些解体，是已经广为人知的常识。 报道透露的另一种关系，似乎鲜为人知。 近十年来，中国居民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呈减少趋势，政府储蓄(财政性存款)和公司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例不断上升，中国的高储蓄率大部分起因于政府和公司的储蓄偏高。

原来，重储蓄、轻费用不仅是许多居民的普遍趋势，也是政府和公司的普遍趋势，同时这种趋势在政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政府支出不足，不是行政支出不足，而是公共财政对教育、卫生等民生行业的支出不足是首要的，居民无法据此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必须进行“预防性储蓄”。 这与居民“不敢多花钱”的理由相对应，居民储蓄率高与政府储蓄率高是内在的。

简单来说，国民收入在政府、公司、居民之间分配是首要的，中国的储蓄率之所以高，首要的是政府储蓄和公司储蓄(特别是政府储蓄)高，这足以证明政府和公司(特别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很大的特点。 这种收入分配“强政府弱居民”、“强资本弱劳动”的失衡，反映了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初次分配偏低、居民收入国民收入分配偏低的问题，这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普通劳动者必须提高自身素质，提高人力资本作为劳动力的含量。 除市场作用外，政府还应当将为居民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支持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帮助居民通过提高素质和技能增加劳动报酬，并履行指导公司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要推进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通过严格的劳动执法，协调劳动者双方公平的博弈，帮助劳动者提高劳动报酬。

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任务是在再分配中改变“强政府弱居民”的态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这要求政府合理运用累进税率、提高征税起点、结构性减税等税收手段，将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变为普通居民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服务和民生行业的支出，人大和社会公共加强政府预算监督，严格执行预算对政府支出的法律约束，大幅压缩“三公”经费等行政经费，使越来越多的政府收入成为普通居民的“收入”

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与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改革紧密结合，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约束，真正实现“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牢笼里”，才能建立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比较有效地打破“中国式高储蓄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