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 建议年均城镇化率降至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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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城镇化报告》)。

7月限股解禁的市值突破7000亿元，创下两年半来的新高。

在小组审议中，许多委员表示，中国城市化首先确定是“人的城市化”，要逐步发挥市场作用，降低城市化速度，避免“市长城市化”，越来越多地利用市场无形的手。

蔡昉委员建议，国务院制定的城市化快速发展规划能否适当放松对未来十年城市化速度的预期，不要每年以1个百分点持续增长，例如0.8%也可以。 因为城市化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也有关联，所以最终说“城市化也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结果”。

另外，一位会议委员表示，与城市化合作，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推进配套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免发生拉丁美洲那样的贫民窟现象。

是“市场的”还是“市长的”？

据徐绍史介绍，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年均上升1.36个百分点，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这对长期以来的农业大国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城市化报告》指出，年底，发改委将与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14个部门开展城市化规划编制工作。 在大量前期研究、实地调查、专题讨论的基础上，起草形成了规划稿。

“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加紧进行完全的修订。 ”徐绍史说。 很明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高速公路上前进。

但是，参加小组审议的许多委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一位委员表示，当前地方政府对城市化寄予越来越多的期望，希望在城市化进程中拉动内需，成为应对当前经济下滑的新引擎，并对城市化“增加了过多的历史责任”。

诚然，城市建设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和费用诉求。

据推算，2003年至2008年，中国每增加一个城市生活人口，就发生约50万元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 而且农民一旦成为市民，诉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吃、住、走等各行各业对经济有很大的吸引力。 因此，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看到了这个“利益”，将建设大规模的农民城、城市化理解为“建城造市”，无视自身经济实力进行建城运动等。

彭森委员表示，国家城市化指标实际上是“十二五”时期的预期指标，但地方开始多层次出台城市化指标，多层次加码。

“有些省份认为本省城市化率低于国家平均城市化率，所以如果全国平均城市化率增加1%，我们就增加1.6%，要落实到地市，还需要拿到1.8%。 这里有盲目性。 ”彭森委员说。

参加小组审议的许多委员表示，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不能简单地作为应对当前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新经济增长点加以推进，也不能作为维持投资规模、振兴经济的工具

“过去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 ”乌日图委员想起来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那时开始，就有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的损失来重振经济的“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想法。

乌日图委员认为，扩大内需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国内支出市场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作为应对经济衰退的工具推进，违反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同样，如果把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来抓，很容易忽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内在规律，偏离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正确方向。 ”据乌日图委员称。

一位委员表示，城市化绝不是将村庄改造成城市，而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的移动，是资源要素集聚和经济快速发展意义上的城市化。 其他国家的快速发展过程表明城市化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有高度的内在关联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调动了人口集聚和城市化，相反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拉动和促进作用。

“城市化的推进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程度必须一致。 城市化超过经济快速发展水平的话，产业支撑不足会导致空去中心化，结果肯定是人去楼空欠债累累。 ”乌日图委员说。

参加小组审议的委员也举了拉丁美洲城市化进程为例。 墨西哥和巴西20世纪50年代城市化率超过50%，但由于产业快速发展跟不上，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如城市生活人口过度膨胀、就业困难、城市配套公共服务严重不足、贫民窟出现等

“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些教训，尊重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规律，决不能闹，搞运动型城市化建设。 ”委员说。

对此，严以新委员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他提出了根本的问题。 “我们是市场城市化，还是市长城市化”，答案非常明确——中国必须尽量走市场城市化的道路，不要只追求以城市化为目的的gdp增长。

蔡昉委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调整建议，考虑国务院制定的城市化快速发展规划能否适当减缓未来十年城市化速度的预期。

蔡昉委员说:“适度降低，并不是每年持续增长1个百分点，例如预计0.8%也可以。 因为城市化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也有关联，所以归根结底城市化也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结果。”

多次“产城融合”

《城市化报告》还对城市化带来的产业化进程提出了相应的思考。

徐绍史表示，随着国内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加剧、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引发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凸显，迄今为止，难以依赖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的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模式，

对此，参加小组审议的许多委员表示同意。 一位委员表示，中国正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工问题。

“按城市化率50%计算，包括2亿农民工，这2亿人计算在城市生活人口中，但不是城市生活人口，比例很大。 让这些人真正进入城市，真正成为市民，是城市化的重要任务，也应该是未来城市化的重要标志。 ”。 马瑞文委员说。

这些农民工进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就业。 马瑞文委员说，要让这些农民工成为“有业农民”，成为在城市有职业的农民。 农民进城后，无论长时间还是临时，都有职业。 长时间稳定的职业比较好。

但是，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 外出务工者和被动成为市民的人，其生存技能普遍较低，不太能满足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诉求。

“被剥夺土地后成为市民的人们在工作，但据悉合同是两三年。 一些业主确定这是高科技产业。 他们只能看门或者做点辅助的工作。 三年后辞退他，辞退他之后让他干什么？ ”陈喜庆委员说。

因此，陈喜庆委员说，如何才能让农民工和这些被侵占土地后成为市民的人继续就业，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挑战。 城市化需要产业支援，所以农民工市民化稳定就业是最重要的。

“其中涉及到我们在城市化设计中如何科学合理地结合农村人口流动、经济快速发展规划和产业规划布局。 ”何旺晖委员说。

据她介绍，要根据各地区的人口状况、居住状况，从国家到省再到地市，统一规划中小城市的布局及其产业布局。 “只有把项目放在那里，这个地方的经济才能迅速发展，人才能跟上”。

犯罪委员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的基本前提，也是稳定就业的重要保障。 要确定城市的产业定位，紧密结合自身资源存量、地理条件、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规划，真正培育具有鲜明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特征产业。

在产业主体的培育中，要为中小微型公司营造良好的快速发展环境。 在以产业快速发展促进就业的基础上，政府要构建城市人口职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支持体系，提高城市人口就业质量，更好地融入城市，并帮助农民工重返创业拉动就业。

“为了防止有城无市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化必须缺乏产业支撑，不让新市民成为游民、改变新城空城市的“美化陷阱”。 ”犯罪的委员说。

来自香港的刘佩琼全国人大代表，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港英政府开发新界的事例，揭示了产业与城市化推进的重要匹配关系。

她说，新界开发之初全是农村地区，港英政府的方法首先把那里定位为工业区，政府负责修建道路，然后建造公共住宅。 这两个委托是产业。 有产业、有基础设施、有住宅后，将基础设施和市场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没有承接产业。 那都是空。

“我刚才提出了一些做法，一方面可以请城市公司在这里投资。 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投资。 也可以鼓励自己乡镇的人投资，”刘佩琼说。 “所有这些投资都必须先找到市场，没有市场的拉动是不可能的。 产业、市场才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两者，城市化就是空的故事，不健康”。

在《城市化报告书》中，对此也有肯定的应对。 徐绍史表示，中国将推进城市化进程，以“促进重叠的产业城市融合、城市经济繁荣、产业结构转型和高度化以及服务业快速发展增长、产业功能和居住功能整合、城市化和工业化、新闻化的良性互动”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