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转移支付可能“挂钩”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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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认为，未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将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以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

作为地方财政重要来源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或变更。

昨天，总公司旗下的《经济参考报》指出，年内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未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分配规模将改变以往户籍人口认定方法，考虑常住人口因素，根据常住人口规模进行认定，并基于地方实际行动，

这是继7月4日发布的《规划》城市规模认定标准按城镇常住人口规模认定后，《经济参考报》围绕“人”城市化的又一重磅报道。 详细内容请参照早报7月5日版《城市规模划定基准有复位的可能性》。

上述报道引用了国家发改委附近人士的话说，未来我国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计算将与以前的户籍人口规模相联系，与常住人口规模相联系。 “将真正加强城市政府为城镇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形成鼓励接收外来人口的长效机制。 ”

该人士还强调，《计划》中只是未来公共资源分配的改革方向，在具体操作层面需要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

《财政转移支付法》起草小组成员、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表示，未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将考虑常住人口因素，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应该说是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 例如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户籍人口有1000多万人，但无户籍的常住人口可能有这一数量的20%~30%。 ”

但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史璞教授表示:“财政公共支出现在必须考虑平衡而不是平均。 目前我国需要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如果今后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减少，与东部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

“不要只看常住人口规模，而是具体实施”

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以各级政府间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实行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

目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常规转移支付，一是中央对地方的财力补助，不指定用途，地方可以自主安排支出。 二是特别转移支付，首要服务于中央特定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必须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录用资金。

刘剑文对晨报记者说:“转移支付是中国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 目前，特别转移支付易受部门意愿的左右，透明度不够，随意性较大，因此未来的方向应扩大常规转移支付，考虑财政的对比性问题。 ”。

考虑常住人口分配财政资源是提高对比性的一种措施。 《经济参考报》引用国家发改委人士的评论说，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地方人口流动，但户籍制度限制未纳入流入地户籍的现象普遍发生。 另一方面，一旦人流入，地方公共服务的合作就必须跟上。 因此，转移支付以户籍人口为主体时，人口转移目的地的公共支出压力较大，地方为外来人口提高基础设施的积极性较低。

“改变后，真正实现公共资源与人同行。 ”这些人在《经济参考报》中指出，根据人口流入进行转移支付，提高了接受地方转移人口的积极性，市场化也在发展。 例如河南省的户籍人口到年末超过了1亿人，但外出打工的最多达到了1700万人。 因为对搬迁的支付规模不应该设定为1亿人。

史璞认为，过去30年，中国有40%以上的劳动力，即约3亿人远离农业进入城镇工业和服务行业。 中国城市持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了城市户口的劳动者，但是户籍制度不能使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 所以，未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应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要点。

但刘剑文表示，“政策有其合理性，但不能绝对化。 现在有必要确定该如何定义这笔转移支付的“常住人口”。 另外，目前常住人口多的地方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财政实力也很雄厚，但人口流失多的地方多是中西部偏远的地方，所以必须对这些地区继续给予适当的照顾。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具体实施方案应根据地区、城市适当落实。” 刘元春指出，应重点考虑人口转入地经济快速发展的程度、转入地人口的质量和规模等多方面问题。 例如在深圳等大城市，被吸收的转移人口规模很高，但值得观察的是，其吸收的大多是高素质的精英人才，对当地经济有很高的促进作用。 因此，不得将其定为转移支付对象。 相反，西部等城市，或者中东部等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应该进行相应的补贴。

“转移支付应该逐次法制化”

顺便说一下，在此之前的6月27日，中国人大网全文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城市化建设实际工作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城市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如何才能将地方政府的观察力从以往的“沉重的土地规模扩大”转移到“人”上，这无疑是中央现阶段考虑的重点。

该报告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年均上涨1.36个百分点，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但与此同时，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滞后。 纳入城市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无法平等享受城市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内部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矛盾，“城市化对内需扩大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根据上述《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为了鼓励地方接收转移人口，合理调整政府间的收入划分，《规划》对常规转移支付认定进行了变更，对特殊转移支付认定也作了相应的变更。

根据《规划》，与常住人口相关的各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专项转移支付也要与常住人口规模挂钩。 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可以设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补助资金，根据城市接收农民工的落户规模，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补贴。

6月27日公布的年中央决算报告显示，去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45361.68亿元(相应形成地方财政收支)，实现了预算的100.6%，增长了13.6%。

楼继伟财政部长在报告中表示，目前我国“区域财税优惠政策过多，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功能界定尚不明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较多，预算约束力有待增强”。

楼继伟表示，今后将逐步取消不符合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部分属于地方事权，将新闻多、杂多度高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委托给地方管理，部分招聘方向相同、政策目标相近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刘剑文表示，中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水平很低。 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依据第一是1995年财政部颁发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但《预算法》对转移支付只有一些粗略的规定。

“从长远来看，必须使转移支付事业进一步制度化、法制化。 应该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利、责任、义务。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关系到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 ”刘剑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