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释放财政改革信号：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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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税改革涉及真金白银的分配，长期以来，这是经济改革中的“硬骨头”。

最近，国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许多场合提到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 例如，“财政改革应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

从行业来看，促进财权、事权匹配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有目共睹的。 相关专家在接受《每日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在财政体制改革中，我们首先在财力和财权上进行文案，是未来事权的调整或走向之一。

调整权是方向/

7月20日，楼继伟在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央行总裁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再次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是通过改革促进增长和就业。 他明确了财政税收改革的三个政策方向。 其中之一是“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维持财政政策稳定，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实现财政可持续性，预计财政赤字率为2.1%。

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对《每日经济信息》记者表示，与当前财政风险越来越大的问题相比，财政部建议通过改革实现财政可持续性，这涉及整个财政体制的问题。

具体到财政改革措施方面，楼继伟提出了推进营改增、减少政府管制、减税、削减政府支出等建议。

最近密集放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相关信息。 7月11日，楼继伟在参加第五轮中美战术经济对话时表示，他正在酝酿财政改革，以支持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其方向之一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保障市场更统一、公平、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均等化”。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认为，这一调整非常必要，在中央转移支付过程中，地方政府经常以各种关系进行注资，不可避免地会加剧财政不公平，也助长寻租行为。

刘尚希说，这意味着下一次财政体制改革将涉及事权调整，政府间事权将来有可能上移，各级政府间事权将逐渐上移，实现事权的合理划分。 过去在财政体制改革中，财力和财权方面复印的情况有所增加，但现在的方向之一是在事权方面复印，在事权方面进行调整。

可见，我国现行财税体系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和随后税制调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也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相关关系相对应。

相关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当，但地方财政支出远远大于中央财政支出。 根据一位学者的统计数据，地方政府以45%的预算财力承担75%的事务，这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财力事务权的不一致。

理顺财权和事权的关系/

在分税财政体制中，事权划分的最大问题是财力比较集中在中央、省级； 事情分散在基层，很多具体的支出责任在市县基层政府，但基层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少，责任在基层，形成了财权在上级的不合理局面。

刘尚希表示，实际上财政体制改革也在处理这个问题，事权转移是个大方向，但如何调整，事权转移涉及整个行政体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涉及司法系统就有点难处理。

过去，我国财税体制也作了一些调整，但调整未能处理好财权与事权的矛盾。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原广东发改委主任李妙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央部门权力越来越大，特别是财权“我们也进行了财税微调，但每次调整都集中在中央”。

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悬殊，地方政府在公共建设、公共服务方面有些力不从心。 为了应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权力不平衡等问题，中央财政每年向地方进行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效率不高，转移过程不透明，往往不重视绩效评价。

由于目前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率仅为1.5%，而且制约未来几个月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仍然很多，完成全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的压力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民生等重要行业的刚性支出需要优先保障，因此财政收支矛盾很可能会更大。 一位专家表示，由于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财税改革进一步加快。

随着地方债高企、房地产调控的持续，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财税体系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增值税改革”对财税体制形成了倒错之势。

关于分税体制改革是否调整，刘尚希说，这具体取决于中央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术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新的财税体制改革需要遵守税收制度。 但是，他明确指出，现在赋予地方更大的产权有一个基本的想法。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在接受《每日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改革的方向是:第一要征收财产税，其次中央通过常规转移支付平衡地方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差距，“对省的征收权、对县市的放权